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金融危机本质是贸易和金融债务的失衡。全球从近代到现在经历过三次重大失衡，中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化4.0时代未雨绸缪。

FT专栏作家加普：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改革道路后，大量劳动力融入全球经济，使欧美的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竞争，薪酬议价能力从此一蹶不振。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诺曼底登陆70周年、苏联解体和天安门事件25周年。过去的100年，人类既经历了极端的合作，也经历了极端的冲突。面对似曾相识的选择，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塑造未来100年的历史。

FT专栏作家邰蒂：互联网令跨国业务发生改变，它虽然创造了新机遇，却也有可能产生新型的赢家和输家，由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全球化带来极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与旧秩序消亡相伴的风险和动荡。人们担忧，全球实力的重新洗牌会否开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新时代。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各国政府通常依赖经济增长解决政治难题，但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对这一传统药方已产生“抗药性”。三种“超级病菌”正引发关注，中东冲突蔓延，中日对抗加剧和西方世界不平等的恶化。

FT中文网撰稿人王尔山：一方面，朋友抱怨土耳其旅游网站没有使用英语；另一方面，波兰诗人抱怨波兰语等小语种诗歌不容易被出版社看中。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欧洲要维持繁荣和自由的政治秩序，就应该接受变革的需要。在适应全球化方面，德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做得都好。真正威胁欧洲的是欧洲本身。

FT专栏作家库柏：食物一直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异域”，也越来越美味。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如今食物已成为一种日常快乐的源泉。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尽管非法移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美，但西方却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一项全球民意调查这样询问：“你们国家的孩子是否将比父母生活得更好？”肯定答案的比例分别是：美国33%、英国17%、法国9%、中国82%、印度59%。西方的悲观与发展中世界的乐观，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批评中国是经济帝国，基本上是在批评中国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帝国意义包括把国家势力移到外国、强逼它国接受，中国没做第二点。

从柏林到圣保罗，商务会议上的发言通常会用英语。英语对商业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会说英语的人的收入可比不会说英语的人多出许多。

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张是过去100年左右时间里世界上的最重要变化之一。1900年，全球仅有50万名大学生；如今，这个数字是1亿名。

过去20年，新兴市场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工业革命以来已主导全球两个世纪之久的发达国家，正让位于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真正开始放松行业监管是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率先放松对交通业的管理法规，接下来几十年里，政府对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的监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全球穷人需要的是慷慨的援助。如今，穷人不再仅仅被视为援助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还被视为一个有意愿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新客户类别。

“全球化”一词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开来的，它似乎成功地反映出了商业世界的新面貌。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重要措施促进全球化，新的区域贸易集团逐渐形成。

法治被视为文明社会的基础，对营造推动企业繁荣的环境至关重要。拥有透明的法律体系，且执行司法独立原则——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被视为维持企业信心的关键。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苏联解体后，私有化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尽管中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吸引私人资本购买大型国有企业的过程还远未到来。

中国的腾飞是近几十年来最具变革性的全球发展动态。不少外国人认为，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该国决定放弃共产主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但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却仍未对此予以全面认可。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推动和阻碍全球化的力量都不容忽视，其结果可能会是全球化和监管的一种复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