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5月19日至20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在20日上午的主题论坛五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祁斌，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以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分别就“中美贸易与金融开放”主题进行了发言，并对当天上午发布的“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本场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主持。
黄益平：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对世界经济做贡献
在任何国家，金融开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对中国来说也一样。金融开放能促进创新、提高金融效率同时控制风险。黄益平特别指出，中国这一轮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开放，国务院去年推出新的金融开放政策，实际上在贸易摩擦升级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民间，我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2017径山报告》就是从去年初开始到去年九月份，研究的就是金融下一步怎么开放，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在，一直要继续往下做。”黄益平说道。
对于下一步要怎么走，黄益平认为需要分清楚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开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更像在金融行业引进很多外国的直接投资，其实对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以及对经济支持的含义不太一样。黄益平认为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更大胆，对资本流动要比较谨慎。资本流动方面又可以分为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太频繁、量太大容易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在金融开放的具体执行过程当中，黄益平表示要执行两个措施：第一，要讲究金融开放的次序问题。“有的要先做，有的后做，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经常将以开放促改革，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金融领域可能同时要强调以改革助开放，不能光说开放，拼命往前走了，国内的事情没做好，这是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在国法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先后的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二，从长效机制来看，还需要一些宏观、微观审慎监管机制，这是保证在获益的同时还能支持金融稳定。
当谈到上午发布的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时，黄益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像今天中国这样的状况，有很多经济学家会计算中美哪一个国家损失更大，但归根结底，对中国来说是没好处的。早在2011年北大国发院就曾做过研究，分析到20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其最后的结论是“一元、多极、共治”，这个结论到今天也还是适用的。“中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但是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在一个体系当中的，那时力量会更加的多元化，治理也会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干一仗。”黄益平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成协议不打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要对世界经济做贡献。”
祁斌：中美进入“双峰时代”
近期备受关注的中美磋商，祁斌认为，从客观上来讲是中美进入“双峰时代”的标志，其特点就是竞争加合作。从市场份额上来说，现在中国的制造业第一，在客观上与美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却还不到美国的1/10，差距还是特别大的。所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可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存在不小差距这一事实会存在很多年，这就注定了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
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祁斌认为不能简单考虑。若把自由贸易看作是全球化的1.0版本，那么双向跨境投资就是全球化的2.0版本。而真正做到跨境双向投资提高以后，大家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能够使得世界更加紧密的结合到一起。
“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世界上先进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并真心希望其成功。”祁斌解释道，第一，若成功了，中国就有更强大的金融体系和更强大的资本市场来为实体经济服务，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崛起；第二，只有他成功我们才会成功，因为我们需要真正优秀的竞争者；第三，在那些成功的金融机构中，全是中国人。因此，需要有自信和底气来应对对外开放中的不对称。
对于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祁斌希望能通过更多举措引导中美进入良性竞争状态，即建设性的竞争，这样才能让彼此更好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目前来说可以做的一个就是跨境投资，通过跨境投资既能够帮助缓解贸易摩擦的问题，也能够帮助金融服务业，实质性地开放或者实现更加有意义的发展。
姚余栋：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将形成“鲶鱼效应”
早在2015年的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姚余栋就曾说过全球流动性出现不足，在三年后的今天这已成为现实。姚余栋表示，阿根廷最近出现货币危机、境外出现美元荒、新兴市场面临巨大压力，同时欧央行缩表、日央行也将要缩表，将来可能会出现欧元荒和日元荒，全球流动性不足可能会持续十多年的时间，但这其中并不包括中国。随着人民币加入SDR，其国际属性越来越强，人民币国际化是全球央行的逆回购，人民币成为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根本救赎”。姚余栋进一步解释说，人民币国际化必然会要求中国的金融业走出去，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将形成“鲶鱼效应”，不仅会刺激国内金融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还会助力其走出去，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从而给全球补充流动性。
在姚余栋看来，金融业扩大开放并不是“狼来了”。“我们国家的银行业，在全球率先全面实施了《巴塞尔协议III》，而美国和欧盟都没有完全实施。”姚余栋在论坛上说道。今年是中国银行业的拐点，明年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例如，中国直销银行发展迅猛，国外银行已不可企及。而在资管行业中，2018年是中国公募基金20周年，在这期间为投资者创造了巨大的价值，私募行业也达到了12万亿的规模，发展规范。
从长期来看，进一步扩大金融业的开放还可能是从养老和保险业等服务贸易角度来开放。从超老龄社会来说，日本比中国老三十年左右，今天日本的服务贸易在金融领域是顺差，中国将来也会进入超老龄社会，因此需要在全球分散相关风险，如老龄金融产品，包括保险的相关风险等。
姚余栋认为这次中美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协议是个好消息。今年中国的社会零售销售品可能超越美国，最大的全球市场在中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挡不住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快的话在2025年，晚的话在2035年，这是大的趋势。谁也挡不住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姚余栋指出，驱动中国经济的主要是消费，由此我们的经常性顺差某天可能会转成适当的逆差，由此会带给全球的这样一个出口的红利是无与伦比的。
沈建光：要从两个层面避免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
对于如何避免金融风险，沈建光表示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其核心是要防范实体经济的滑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中美贸易问题，中国去年的出口达到了2.2万亿美元，进口量1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了10%。若正常、平稳地发展，一年能增加的进口量就有2000亿美元。因此，一个平稳的贸易环境对中国的增长非常重要，同时也给企业的盈利改善创造了条件。
二是政策。金融开放会造成一定冲击，但如何应对是最重要。政府的债务、实体经济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金融风险。“对我们来讲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金融乱象问题，”沈建光说道，“监管问题如多头监管、过去的监管套利造成了影子银行盛行，地方债务，很多‘明股实债’。”对此，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重的措施，如新的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成立、合并了保监会和银监会，使监管有了一个更好的框架，可以防止这些监管套利，包括金融乱象的产生。沈建光表示当前整个金融风险其实是在下降的。
沈建光认为中美就部分问题达成协议，避免打贸易战是最大的好消息。首先，美国本来5月底是一个截止期，“301”要开始增加关税，这一事件被避免了；其次，这个协议来之不易，美国也做了让步，中国方面实际并没有什么损失，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沈建光分析道，但同时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进一步供给侧改革是应对今后可能继续会产生其他方面中美之间的较量的准备。
陈卫东：美国银行业还需加大对中国的开放力度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银行界在国际跨境资本的旗舰，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开放，陈卫东表示银行业的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一个很好的缩影，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从过去4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10多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外资银行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从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上还是业务品种来说，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但在数据上看，2017年底外资银行资产是3.24万亿，占中国整个银行业资产的比重仅为1.28%，因此有市场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达到开放的程度。对此，陈卫东解释这与外资银行的发展趋势、发展策略不无关系。首先，美资银行在中国这些法人银行的集团公司资产增长本身是下降的；其次，美国本身的监管趋严，使其对海外机构资本的补充受到很大限制；最后，美资银行的策略非常稳健，在行业、客户、业务品种的选择上是非常谨慎的。
从中资银行在美国的市场发展来看，陈卫东认为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数量上存在不足，二是我国的银行机构在美国做纯非银行业务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现在的监管趋严，一般进入美国市场需要考虑资本充足率、需要考虑全面综合金融监管。对中资银行来说比较大的困难还是美国严格的反洗钱和合规的规定。如果讲对等开放的话，美国的银行业实际上还需要对中国加大开放力度。
陈卫东进一步指出，目前达成协议是好事，但是从过去一些媒体包括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表态来看，中美贸易的这种关系可能发展起来还存在一些困难。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偏差，若这些偏差得不到改善，还会对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此外，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其理念，要求“301”调查等，也会对全球整个供应链体系造成重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