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吴佳柏（Gabriel WILDAU）英国 《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
嘉 宾：
宗 良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孟昭亿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福本智之（Tomoyuki FUKUMOTO ） 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许霓妮（Niny KHOR） 亚洲开发 银经济学家
吴佳柏：大家好，这次金融改革的话题是非常及时的，看到三中全会的决定，金融改革占到非常核心的位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金融领域，金融体系中资金配置方面在中国的经济中，市场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行业。而且最近有一个IMF的朋友跟我说，跟上一轮改革相比，好像中国的决策者对IMF的建议更感兴趣，上一轮改革中国加入WTO，IMF感觉他们的建议没有太大意义了，现在不一样了，说跟中国的决策者，跟官员见面的时候，好像他们很感兴趣，不见得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是肯定的，但是至少很感兴趣的，跟之前不一样了。很高兴有这样优秀的嘉宾来跟我们讨论。 上个论坛讨论了一些利率市场化的话题，说两年内就能完成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取消，但是最近有一些专家表示了一定的怀疑，首先请几位做一个简单的投票，有几个选择，2015年底，2016年底，2017年或者是2018年以后。没有人认为2015年底可以完成，2016年底有2个人，2017年没有人，2017年以后是3个人。很有意思，为什么有一个观念，市场主体，像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很难推行利率市场化，首先想问一下嘉宾们，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同意，怎么能评论条件是否成熟，现在条件不成熟应该关注哪一些指标，哪一些因素，才能知道现在不成熟，以后要进行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或者是国企的硬约束，怎么能知道这个硬约束已经到位了。
孟昭亿：市场利率华是渐进的过程，我曾经在央行工作，80年代中期开展了市场利率化的改革，同业拆借开始，逐步向国库券的低价价值，招开挂的拍卖方式，金融债，从贷款利率开始。外币可能会做更多的补充，外币的利率基本放开了，从大额到小额，存款做了一些尝试，确实是利率市场化，如果到2016年，后面大概历经了30年的时间，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预算性约束，对地方政府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对市场也好，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硬约束的条件，预算要全口径，所有的收支都要列入。去年国务院连着发了几个意见，对于企业债明确了一些事项，公共开支，政府性基金，包括世贷保险，以及国资性质的预算全额纳入，以后发债增容的部分要经过程序，全国人大，各省市的人大批准，这个机制是和利率改革交叉进行的，并且相互影响的过程。
宗良：利率市场化是比较综合的问题，也是我国金融改革最关键的环节。有人说快一些，有人说慢一些，主要看标志，利率市场化不是简单的银行贷款市场化的问题，有基本利率的形成，包括利率之间的传导，形成有效的传导机制，不是我把存款利率一说市场化了就市场化了，所谓的利率市场化，总体方向是肯定的，坚持推进的，具体的进程略缓。提到约束机制的问题，在目前的企业约束机制比较弱的情况下，对利率不太敏感，不敏感的情况下会形成过高的利率都敢借，这样会带动整个利率水平的提高，而整个利率水平的提高，又会使整个的宏观经济面临比较大的问题，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对利率市场化的制约，这个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基本的方向不变，刚才说的，今后几年之内利率市场化会全面推进。
朱海斌：解释一下为什么2018年或者是之后，利率市场化大的结果有利于存款方，对企业和银行来说短期是有压力的，短期不会推进太快的两个技术性的问题，第一个是现在政府强调的重点，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如果说往前推的话，短期来说我们更可能借款利率会上来。第二，银行会面临利差缩小的压力，银行的阻力会比较大。这两个是技术层面的约束。 软约束，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改革没有完成，是不是利率私有化也无法完成，现在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逻辑上的问题，鸡和蛋的问题，现在很多改革经常讨论综合性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走不了另外一个也做不了，个人感觉不应该成为利率私有化的障碍，过去几个月地方债方面财税改革往前推了一些，已经有一些举措。反过来很多在80年代，价格改革在很多时候是主导的推动作用，如果利率私有化完成可以推动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问题。如果以此为借口，一直不停的推，很可能像过去20年一样，说未来三到五年可以利率自由化，说了20年，现在还是说未来两到三年。
福本智之：先是利率市场化，先是改革，借款人的机制，打破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想起来80年代的比较激烈的讨论，一个是厉以宁高手和吴景濂教授的讨论，吴教授强调先价格改革，厉教授说企业主题的运营机制没有完善进行改革是很危险的。回顾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完全是先价格改革，然后推动也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而且完全的完善，百分之百的完善利率机制也不太现实，这是一个同步走的。现在看中国的经济和80年代不一样，民营企业的比重已经是GDG的成分接近70%了，这种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是可以推进的，同时是地方政府的约束的问题，国企改革也要推进的。您说的硬指标，到什么样的条件成熟，可以推进利率市场化，当然是国企的改革当中，民营企业的经济占主导的股份，这样的改革大概有多大的进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要看看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个，大家说得比较少的是银行的改革，过去十几年，我认为还是银行现在国有银行的，三家民营的股份，甚至是民营控制着比较大的银行，逐渐的希望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良好的条件。 许霓妮：我认为刚才问的问题可以有两个方法来回答，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问题，硬约束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国内虽然说已经启动了，但是根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不能够支付所有的支出，这个方面是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不单是硬约束，需要理清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国地方政府收入是国家收入的50%，责任是支付中国的85%，这两个差距没有拉近之前，硬约束怎么再改革还是不能实行的。 第二，如果我们看发达国家，比如说OECD的国家，单单在社保，医疗的那个部分，就占了政府的收入22%，这期间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改革。讲到利率化，其他的嘉宾已经提到的，今天几乎已经市场化了，问题是中国的利率大概是7%，但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面对，但是国有企业是比较低的，中小企业面对比较高，中小企业面对的利息是大概20%，我认为两个可以并期的进行。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很少提到的，中国的利率的制度，其实根本就是拿中国人民的储蓄来资助中国的企业，不过资助的企业是国有企业，是垄断性的企业，所以这其中如果有所改革，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收入是一个往前的一步。
吴佳柏：几位嘉宾提到了地方政府预算，最近有一系列的政策出来了，财政部和国务院都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所以想让嘉宾们评论一下，特别感兴趣的有一个要求，国务院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准新增债务，我认为这样的要求很难，这是非常高的要求，想问大家这个现实吗？
宗良：地方债务的问题确实是这几年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是有一条，这几年应该说也是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正在逐步处理的问题。如果目前来讲国家出台的相关的规定里面，专门有一条，一个是加强了债务的额度管理，同时对于这个原来地方政府的考核里面，在考核中，特别的把这个指标给加进去了，相当于对地方政府的相关负责人约束机制加强了。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方面我们的整个的地方债务的融资将是区域市场化的发展方式，这里面也包含了多元化的处理方式，多元化就意味着未来的情况下，一方面有政府融资平台继续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个过程中，债券市场的发展，地方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能会取得比较大的进展，懂事，所谓的在英国流行的，公私合营的投资方式也可能取得快速的发展，快速发展主要在把民间的资金，正好引到这个领域。我们觉得中国的地方债务应该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要承认，尤其是2008年以后，政府融资平台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把很多项目的效益还是不错的，甚至通过投资改变了很多方面，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债务形成过程中有特定的原因，之后的解决过程中也是按照时间逐步解决的过程。我们也比较重视，即使是完全市场化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美国市场照样出现了底特律城市的破产问题，意味着哪一种方式不一定是完备的，我们认为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分割风险，并按照相对偏长的时间内逐步的解决，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途径。
孟昭亿：地方债是一个问题，事权和财权不对等，收入是有限的，支出相对大，受税源的限制，支出受配套资金的限制，很多项目需要中央投入，但是需要地方配套，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地方自己的项目，对地方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的投入，也是造成了地方债务很多。大家现在评论说到底12万亿，14万亿，甚至是20万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筹资方式上，过去借助自己的平台，借助当地的有的政府直接担保，有的是通过自己的本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本地发起设立的银行，地方银行，有的通过信托公司，政府或明或暗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担保，应该说也是数额不段增大的主要原因。这里面关联的影子银行的问题，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推动地方追求GDP，追求发展的现象，造成了地方债务不断的增长。 中央的规定是一个存量问题，靠市场化，包括资产证券化的方式，PPT的方式解决，规范的是要建立地方政府的发债，如果说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作出探讨，地方政府发债，规范性上今后一小段时间会有很大的推动，会慢慢的消化解决，先控制存量，在增量上规范经营。
吴佳柏：我感兴趣的是现在地方发债，只允许相对富有的省份和地区能够发行债券，但是对于收入没有那么过，相对贫穷的怎么办？
朱海斌：试点是选择财政情况相对比较好的地区，从中国的形势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选择，毕竟地方债是新生事物，中国有句老话，做什么事情第一步非常重要，如果选一些很不好的，本身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地方政府，第一是怎么评级，第一批基本是3A的，如果选择比较差的，是否市场可以给单A，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倒闭，真正的破产怎么处理，这都是现实的问题。从政府公布的措施来看，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因为我们看到政府宣布的措施基本是开前门，关后门的思路，前门允许地方政府发起一些债券，对已经存量，或者新增的增量进行置换。第一是地方债的成本比较低，吸收了影子银行的成本。第二是期限长，流动风险和利率风险对地方政府比较有利，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长期来看，债券市场如果建立比较有效的市场机制，对推动地方政府的预算，硬约束也会是利好消息，所以大方向并没有错。接下来两年，如果真的像财税改革里面提到的，以后只能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务的形式，融资平台不行，直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有多大，经济的角度看，我想谈一个问题，两年之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财政悬崖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认为这是我们要仔细考虑的，如果看过去几年地方政府以地方债形式的财政赤字，每年相当于GDP的6到7，2012-2013的数字，我们总体的地方财政是8-9%左右，今年地方债是4千亿，这样算的话总体是1.5千亿，规模就是3到4的百分点，八到九，到3到4经济上有财政悬崖的效应，如果推必须有政策，财政预算赤字要加大，怎么把社会资本吸引进来，这是我们未来两年需要注意的问题。
福本智之：我是很惊讶，过去两三个月的地方财政方面中央做的非常积极的措施，包括8月底，《预算法》在人大通过了以后，我的理解明年的1月5日之前，地方政府要提交给财政部，地方债务当中哪个是有负责的，哪个是不负责的，这样短短的时候内能否弄清楚国企的贷款里面，有隐形的担保，融资平台没有，我很关注这个，是否可以做到是现实。2016年以后不许融资平台进行借款，完全是靠地方债和PPP公私合营，这是非常短的时间，我从中看到了楼继伟部长，不仅是楼继伟部长，习主席和克强总理的决心，地方财政改革，整体的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突破口的感觉。 我认为这样做，一个是发行地方债，一个是PPP，短期内完全的转移到这边个人认为难度比较大，我期望地方政府迫使卖到国有资产，现在是卖土地，现在卖土地也有困难，有一些以混合所有制的名义，卖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份，有利于国企改革的推动，我是希望这样的。
许霓妮：我觉得地方债的问题，就像刚才提到的，跟财权事权有很大的关联，比如现在中国有一些省份，如果没有财权和事权的改革，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从中央的转移支付，大概是有一些省，比如贵州，这种的情况下，这些省份到底该不该发地方债，我本人觉得不应该，第一我觉得不应该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能力，或者都有权力去发地方债。 第二，如果财权事权已经改革，这些地方政府的收入每年都可以达到比较平等的水平，我们到时候是可以讨论，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地方政府发债，今年看到的中国地方债券市场有需要很大改革的扣减，今年有十个试点，最近全部已经发债，包括宁夏和北京，仔细看这些债务，宁夏和北京是两个不同财力的地方政府，所有的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哪些东西是风险，风险是不是市场化。 还有一点是特别有趣，可能这是比较中国的特色，这十个地方的地方债是，财政部为了地方政府发了债券，这是中央政府的财力，如果我们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力比较，通常国外的说法，以中国的实情来说，中央政府的财力应该是比地方的来之雄厚，如果看这个财政部为地方政府发的债务，居然比宁夏发的还低，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国内的不能达到市场化的程度，地方政府发债缓慢一些比较适当。
吴佳柏：跟地方债有一定的关联性，所谓的影子银行，非银行的融资，发现影子银行在中文里有一定的便宜，我打电话问关于影子银行的人家可能挂电话，说非银行融资的还愿意说一点，我们还是说非银行的，最近政府一方面是鼓励非银行融资的体系诞生和增长，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一些风险，就是想问大家怎么达到一个平衡，一方面对一些企业来说，这些非银行的渠道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高利贷，信托之类的，有一些隐藏的风险，请大家评论一下，政府目前为止这个平衡达到得怎样，或者是怎样应该一方面鼓励，一方面风控。
宗良：影子银行这个事是很特殊的敏感话题，就像主持人说的，每每问到这个地方，带有贬义。社会体系来说，银行体系信贷是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股票和债券，尤其是突出三项，委托贷款，贴现贷款，票据，还有民间借贷，第三类是信贷又不在监管范围内，大体可以列入是影子银行的，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影子银行的作用，影子银行在满足某些方面的需求应该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暴露出一些问题，爆出问题就走向监管，监管大体上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因为原来只要把一部分属于可以公开的，可以市场化的，纳入与证券有关的监管就可以了。另外一块怎么办？是银行，但不宜走到这个程度的，回归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研究正常的监管弥补资本金，这样一来两个大的方向，这几年都是按照这个方式走的，应该说这几年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如何处理监管和创新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所谓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态度，如果一个市场连发展都没有发展，就开始监管，也是不好办的。 在发展的基础上，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按照性质进行适当的监管，这样可以基本上保证发展和监管实现平衡，因为我的监管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主要是不至于形成比较大的积累系统性的风险，一般的小的风险，有一些也是正常的。
吴佳柏：事后监管确实是趋势。
孟昭亿：刚才说到评级，政府评级中国是2A，地方是3A，但是我们政府是国际评级，国际大的知名的穆迪等机构，国内的标准低一些，是国内的公司，或者是国际公司的国内分机构。影子银行分不同的程度，比如有审批，有监管，监管不足形成了一部分的表外业务，特别是银行的，包括资金池和理财产品的。另外是有审批但是没有监管，或者是大范围的有审批，具体的从集团和子公司的角度，子公司监管不足的，个别业务监管不足的，第三是没有审批和监管形成的，这个问题与我们国家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历史有关系，20年前实行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20年的经营过程中监管是分开的，经营总集团的角度是汇集的，公司的角度是分开的，大家不管是创新还是综合经营都在探索新业务，一些融合，比如理财银行在做，证券机构在做，股份保险也在做，保险有资产管理公司，有不同的组合。跨业经济对于着业务的发展，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竞争和占有先机，不论是各类金融机构，银行，非银行，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小贷，抵押担保，典当商行是抵押贷款的形式，在自己原有的范围内慢慢的进行拓展，通过产品，通过渠道，通过合作，影响了影子银行概念下不同的资金融合，包括银行，进来了反映是表外的，通过信托的形式到了表外，积累起来慢慢的形成了概念下的实际资金的流动，以及相互业务的融合。
朱海斌：先讲两个概念，一个是影子银行，刚才提到是非银行融资体系，这个在国际上讨论的话，跟有没有监管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像只有中国才特意的区分监管，没有监管。我认为这个并不是谈论影子银行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为影子银行正一下名，影子银行是很中性概念，在中国影子银行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希望影子银行发展得更快一些，我们讨论的时候，甚至影子银行在某些程度上是由于监管套利起来的，本身不是坏事，本身我们监管有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重要的是影子银行起来以后风险控制有没有做到位，刚才提到互联网金融，思路是一样的，不是说这个市场发展过快，或者多大，而是在市场发展的同时，风空有没有同步做上去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2014年我总体的评价，可能有喜有忧，从政府的思路，政策的转变，一个进步是说政府在加强对影子银行，尤其是一些放风险的地方，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或者是规则，有明显的进步，尤其是5月份，关于同业业务的新规，应该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三季度以后，从5月份公布数据以后，六七八到现在，社会融资规模里面，总额里面的数据非银行融资，信托，委托，票据非常明显的放缓了速度，这是非常有利的变化。 忧的方面，今年要担心的是所谓的刚性兑付，仍然没有打破，年初的时候有很多讨论，3月份有第一起国内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超越前不久投资被全额的退款，我们的违约现象还是没有答复，对影子银行，其他的总体银行里面是很致命的问题。刚性兑付仍然持续存在的话，现在市场上无风险的利率一直处于偏高，回到利率自由化的问题，如果无风险利率被人为的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很多其他的改革没有办法往后推。
福本智之：首先要弄清楚在中国影子银行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这样快的原因，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有两个，一个是确实是现在的金融是提供不了对小微企业，或者是住房方面，还是提供金融不够地方的服务发展起来了。有监管规定是商业银行需要遵守的，人民银行执行所谓的我们说的全国指导，贷款总量增量的控制，这是大家想规避监管，要对实实在在的需求进行服务，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现在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80%左右是或多或少的是银行，实际上还是（啊润之）的，我拜访国商业银行，他们的管理不论是表外的还是表内的，还是管理的一样，我不是很担心这一点。 这一天多的时间内，包括同业业务的规定，8号文件，理财产品的规定，99号文件，信托产品的规定，我觉得监管当局也是弄清楚，还是加强了监管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也要看到有一些券商资管的规模有所扩大，而且基金子公司的规模也有所扩大，这些监管会是没完没了的，最后还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废除一些存贷比的规定，或者是中央的指导是最后的办法。
许霓妮：大家说了很多，我觉得简单说，我的看法是影子银行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的部分，是多元化的一部分，所以问题还是跟朱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要理清楚。影子银行对中国的经济体系有多大的威胁？这一点，我的看法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是可以控制的。如果看影子银行里面最大的两个部分，就是信托和理财产品，加起来大概是影子银行的三分之二，其中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大概百分之十几，这百分之十几里面不是所有的都是烂账，而且中国所有体系的所谓信托和理财的烂账的比例是比较低的，1%-2%，我认为影子银行的风险还不太大。讲到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影子银行发展那么快。 因为很多的投资者并没有其他的渠道去投资，如果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推动，流入影子银行的资金也会相对之下减少，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这些趋向了。
提问：早上好，我来自新加坡，有一个人民币结算中心，我想知道新加坡的人民币结算中心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增长，对海外的业务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在全球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怎么样影响在东南亚的业务和中国的业务。
宗良：人民币的跨境中心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人民币走向跨境使用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前面因为从香港，澳门开始做起来，新加坡成为了重要的中心，又扩展到欧洲，最近在加拿大也有所发展。我觉得这块应该说是在产品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短期来看，我认为现在的局面看，人民币的一般的跨境的，支付清算方面相关的产品已经比较丰富了。在投资交易中也有一定的突破，加上部分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纳入了相关的外汇储备的考量，尤其是英国，财政发相关的主权债券用人民币表示，是很周期的措施。 下一步尤其是几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产品的创新奖会加快，我认为最近走的这块，比如沪港通，就是投资交易中非常大的突破，可以实现境内境外的相关资金联通，加上投融资交易的产品发展非常快，原来没有股票交易，股票交易又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功能里面最核心的，也是最难的环节，这个做起来相对而言包括交易的规则，交易的产品，甚至是一些类似的，在香港市场上能够卖空的产品，衍生产品都会发生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在这块，应该说人民币的相关的业务中，产品创新在未来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提问：谢谢主持人，谢谢五位嘉宾，我来自经济日报，新加坡的朋友提到金融改革海外的层面，我想问AIIB，涉及到外汇资产的储备，涉及到区域金融支持的调整，问几位嘉宾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在后续的推进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障碍和问题。尤其是对于日本银行和亚开行的两位专家，之前我在采访当中问过一位行长，怎么看待未来竞争和合作的问题。
福本智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日方的正式立场如何，我们说现在要关注今后的讨论如何，今后组织上，或者资金上有什么样的安排，我们先要看一看，我们总体是非常同意，亚洲这个国家里面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在需求是庞大的。而且现在的亚开行的业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投入方面有一些需要改善的，不够投入的方面可能会有，针对这个问题现在怎样安排呢，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需要谨慎的关注。
许霓妮：我们的立场非常简单，非常欢迎，谢谢你发问，因为上周错误的报道央行的行长之前对这个事情好象不太欢迎，这个不对的，我们一开始的立场非常一致，因为我们的看法是亚洲整个的基础设施需要是8千亿美元，亚行跟世行加起来根本不能达到这个需求的10%，如果中方愿意设立一个新的银行，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当然设立过后，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理清，这是必要的过程。整体来说我们是非常欢迎。 跟之前新加坡朋友问的问题也是有关联的，因为这十年亚洲地区的合作是越来越多的，现在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亚洲国家已经50%以上是卖给亚太区里面的国家，第一我们需要更加多的合作，如果我们做国际贸易，很大的风险是（克瑞斯内斯）主要是现在很多亚洲国家的贸易是和中国有关的，人民币的推广我认为会促进亚太地区内的经济贸易，这对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推动力。
孟昭亿：前面的问题做一个回应，外币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新加坡的朋友提到的有很大的关联性，外汇在80年代中期是1000亿，今年超过了4万亿，去年底是3.82万亿，今年超过了4万亿，这样大的储备主要是外币基础占款很大，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受到很大的制约，空间没有了，外币占款很大，大概是24万亿人民币的占款，94年前曾经尝试过推进，先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设想，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09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这个事情有影响。中国的外币改革，包括长远的设想一直推动人民币可兑换，前期的步骤是通过人民币清算，因为金融是跟着贸易走的，我国开始不论是劳务走出去，贸易走出去，需要相应的金融服务，刚才提到汇率，原来以美元计价的，需要双重兑换，成本很高，不论是出口方还是进口方有很大的风险，人民币和所在国家和地区直接的兑换，包括后期的清算，我认为部分降低了风险。 中国主要推动的二战之后建立的框架，IMF也好，世界银行也好，WTO也好，从双边，多边，次区域，泛区域的合作框架并行对进，里面有一件刚才提多的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丝绸之路400亿的基金，金砖五国银行都是充分运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及投资很好的方式，过去国际投行比较低的价格购买我们上市银行也好，上市企业的，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工农中建交，中国人寿，中国平安，都是比较低的价格，最后获利很高。我们对外的黑石，很多的投行也好，实业也好，大概的回报都是比较低的。通过建立专门的投资基金，银行，我认为是很好的投资方式，的方式很多，对贸易的支持是很多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