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银培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美国外交、利益集团、慈善融资、宗教与意识形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杨百翰大学“宗教与法治牛津项目”青年学者。专著《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研究成果在《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复旦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期刊发表，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
银培萩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请问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生产力革命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张冲突？
银培萩：我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整个社会结构。可以说，人工智能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靠着大数据、深度学习这些“黑科技”，让企业效率飙升，产品迭代快得惊人，甚至能帮小公司一夜之间变成全球玩家。但另一方面，这技术也悄悄埋了雷，大公司会用AI垄断数据、操控市场，普通人可能连饭碗都被算法抢走，隐私更是可能变成“透明的商品”。
再往深了说，在如今这个AI时代，最值钱的东西不再只是石油或黄金，还有数据和算法。算法和数据成了资本运作的核心工具，但问题来了，企业借助人工智能高效地掌控生产和营销环节、通过精细的数据分析强化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引发了隐私侵犯、信息茧房、决策不透明等问题。市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这些负面效应，而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的调整又跟不上这种快速变革的步伐，这会让传统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治理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和权力结构，还将国家的调控机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博弈场域，既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暴露了它的内在矛盾，因此成为了推动当代社会深层次变革的重要动力。
问：你提出“有效利他主义”与“有效加速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治理话语，请问它们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
银培萩：有效利他主义和有效加速主义，就像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上的“刹车”和“油门”，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前者可以说带有一种技术悲观的色彩，它认为，人工智能的潜力越大，失控的代价就越高，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现在还难以完全预测的风险，比如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甚至对制度构成潜在冲击。因此，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主张要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稳步地推动技术应用，从而防止技术滥用或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与此相对的，有效加速主义则继承了技术乐观主义的传统，坚信资本与技术的结合能释放最大的创新能量，且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利用商业逻辑和市场竞争来激励技术研发，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实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最终同样能为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
从本质上讲，这两种话语的核心分歧就在于“社会优先”与“市场优先”的选择。有效利他主义侧重于在技术突破过程中不忘公共利益和伦理底线，提醒我们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一定要警惕潜在风险；而有效加速主义则更关注如何利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快速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带动经济和社会整体的进步。实际上，在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企业在追求市场优势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公众和监管部门的伦理要求与安全挑战。这两者的平衡与互动，共同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问：OpenAI的案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新旧精英权力斗争场景。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旧精英”指哪些群体？OpenAI这场内部纷争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以及这种精英之间的博弈对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发展有何深远影响？
银培萩：在OpenAI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存在一种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这里所谓的新精英，主要是那些掌握最前沿技术的科研人员和创业者。他们凭借技术的突破迅速崛起，更关注技术的社会价值，往往希望保持技术的开放共享和自主性，因此倾向于采用非营利的模式来限制资本的过度干预。相比之下，旧精英则主要代表了传统的资本力量，比如风险投资者、跨国企业和金融集团等。他们习惯于利用商业模式和营利逻辑实现资本增值，对风险容忍度也更高，更看重市场竞争带来的短期经济回报。
OpenAI内部的纷争其实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旧精英通过资本优势主导商业化进程，而新精英试图以伦理话语争夺政策影响力，从而引发了他们之间的激烈博弈。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不仅影响了OpenAI自身的发展路径，更为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缩影。新精英代表了一种以技术伦理、开放共享和风险预防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而旧精英则更关注资本回报和市场竞争效应。两者的碰撞正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科技发展与社会治理之间张力的表现，其最终走向将对整个行业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问：OpenAI最初以非营利模式成立，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技术的普惠性和安全性，但随着商业化需求不断增强，它逐渐向营利组织转型。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哪些争？
银培萩：OpenAI最初选择非营利模式，主要是为了摆脱传统资本运作对技术研发的过度干预，确保研发过程始终围绕“造福全人类”的初衷展开。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让我们更专注于技术安全、伦理风险防范和普惠公平的公共价值，而不是一味追求利润。但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非营利模式在运营中常常面临资金和资源上的瓶颈，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和市场需求。随着人工智能产品商业价值的逐渐显现，外部资本开始大量涌入，加之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OpenAI不得不调整战略，向营利组织转型。转型之后，企业能够获得更多资金和资源，从而加速技术创新和产品落地，但与此同时，对利润的追求也会随之增强，这可能导致技术滥用、商业化过度，甚至忽视公共利益。
所以，这一转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商业化是技术走向落地、实现规模应用的必经之路，而反对者则批评说，这种转变违背了最初的非营利使命，会引发对社会不利的连锁反应。2023年的“奥尔特曼解雇风波”就是矛盾的一个缩影，当时董事会试图罢免主张商业化的CEO奥尔特曼，但由于资本力量迅速介入，他很快就复职了，原本的非营利框架更加形同虚设。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技术的发展是否必然要向资本妥协？这不仅是OpenAI自身治理的选择，更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中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介入治理，将技术争论上升到政治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治理出现了哪些新的博弈？国家及国际机构又应该如何进行应对？
银培萩：当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渗透至国家安全甚至军事领域时，这场技术争论就升级成了政治博弈。现在人工智能的治理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拔河比赛”——各国政府、科技巨头、国际组织都在使劲。在美国，新旧精英之间的分歧不再仅仅体现在公司内部，而是通过各种游说和政策倡议，直接影响到立法和政府决策。像微软、谷歌这样的科技大公司正忙着游说政府，希望能放宽监管，而一些非营利组织和智库则在推动建立更严格的法律。实际上，这场博弈反映了技术、资本和国家之间权力的重新组合。旧精英利用资本和与政府合作的优势，在政策制定中占据更大话语权；而新精英则依托学术界、技术圈子和国际组织，努力建立制衡机制，确保技术发展不会失控。最终，这种局面可能会形成一个“技术-资本-国家”相互交织的权力结构。
对于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来说，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涉及很多层面，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时，政府需要广泛听取学界、产业界以及公众的意见，争取制定出既具有前瞻性又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同时，在国际层面，像联合国、OECD这样的多边机构应当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标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技术外溢和跨国风险。毕竟，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关乎一国的利益，更影响全球的安全与福祉。
问：展望未来，你对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哪些看法？我们又应如何在创新驱动与安全监管之间找到平衡？
银培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一直在资本逻辑和公共利益之间展开较量。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热情不断高涨，巨额投资和各种商业化应用层出不穷。在资本的推动下，技术不断突破瓶颈，催生了许多创新应用，并且形成了新的产业生态和经济增长点。当然，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少潜在风险和社会问题。一旦技术应用失控，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这让很多人既充满期待，也不免心生担忧。
所以，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都需要齐心协力，构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监管体系。政府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明确技术研发和应用中的安全标准与伦理底线；企业也要学会自我限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能仅仅追求短期利润。此外，跨国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建立对于应对全球化风险同样至关重要，各国要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共同防范跨境风险。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在商业逻辑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既要保持技术创新的动力，又要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全社会。只有实现技术进步与伦理监管的双赢局面，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人类福祉的重要力量。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全球学者对接访谈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