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的不平等更大程度上是程序不公和机会不等的结果，是法治不健全的产物，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原因方面的最大区别。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确保生命安全的增长是中国需要的模式，不仅因为它比其他提法更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因为这是一种长期、连贯和站得住脚的增长理念。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在国家建设获得巨大进步之后，当前的中国应该更关心老百姓的安全，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而解决老百姓安全问题的核心是法治和宪政。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经济学家对疫苗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得出过许多有趣结论，其中一些对公共卫生政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对疫苗问题也决不可掉以轻心。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智库改革可先从去行政化入手，推动其逐步走向独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此外，政府智库还应服务于社会，面向公众，实现开放式管理。

天则所所长盛洪：将国有企业改变为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者，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交易，不仅会促进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也会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结构调整，以适应成长期结束之后的新情况。这一调整要从分配开始，使人民创造的财富较多分配给百姓，而不是国家。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经济学研究表明，文化是造成两性行为方式差别的重要原因。但认定两性存在天生差别的错误观念可能不断延续、强化，导致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互联网交易淡化了性别差异，也许有助于两性平等。但互联网经营因更为隐蔽，更可能违反劳工标准，也可能造成对劳动的滥用和对女性的压榨。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病根子在于仍然没有突破对公有制的迷信。该公有的就公有，该私有的就私有，实事求是，才是正确的做法。

天则经济研究所蒋豪：朝鲜实行改革开放，周围邻国均收益，这是必然。朝鲜普通百姓更加受益，这也是必然。然而，最可以受益的，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互联网正在塑造经济社会秩序之雏形，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秩序重生之可能。我们应该借此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重新思考中国究竟需要城市化、城镇化、还是村镇化。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出版、言论、结社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中国自诩信奉马克思主义，那就要遵循马克思的教导，认真实行出版自由。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蒋豪：在公厕里维护自己不吸二手烟权利的经历，使我意识到，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死磕”、“较真”，才是律师的职责所在。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军：中国官方媒体和学者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可谓不冷不热，这似乎与“稳居”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的中国，有些不太相称。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户口制度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阻碍了横向流动，也损害了纵向流动。迟迟不动或阻挠户籍改革，说到底还是利益集团的狭隘偏见。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国企的所有者是全国国民，作为所有者之一，我们要看看这些企业的管理者表现得怎样，是否为我们赚了钱，是否贪占了我们的便宜。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金融业要把分散的资金调动到急需用钱的地方去，使“钱尽其用”。整个社会需要“把钱用好”，金融业就是社会中唯一做这件事的行业。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孔子所谓“以直报怨”，我的理解，就是以符合道德的原则对待犯人。目前世界各国惩治犯人的大体方式是以怨报怨，让犯人承受痛苦，但这并不符合道德。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周永康案说明，一味强调维稳，借重暴力部门和利诱手段反而是社会稳定和党政中枢安全的真正威胁。中国要避免风险，就要回归宪法，以德服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股市大起大落，但大多是泡沫。股市要能创造财富，只能来自上市公司的业绩。若上市公司都在赔钱，股票市场是不可能自己创造财富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无论是“吃饭砸锅”还是纳税人养活党政官员的说法，都不成立。但对于那些干涉公民权利的官员，并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他们伤害社会肌体，应尽快清除，还可节约维稳费用。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普世价值虽目标很多，但内在一致，可以推广到任何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存在内容上的互相冲突、不能自洽的问题，不可能真正被实行。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现在大规模整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还有个别以颠覆国家罪，聚众滋事罪等把人打入监狱的事，当局只要还能够独断整人，百姓就没有安全感，就仍非正常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