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过去3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严格来说其实是重建。市场体制在中国以前并非没有，只是到了毛时代，这个体制被摧毁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2013中国新一届领导上台，实施不同的政策。但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民生，维稳重点应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同时明确爱国与爱民的不同。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进入价值观大交锋的时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历史演变的趋势。从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应及早促进社会搭上潮流的班车。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改革文件能否“伟大”，重在实施。在中国的现实中，原则越抽象，就越不可能实施。维护市场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要避开行政部门的“解释”、技术性手段、假装、拖延等各种驾空手段。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经济改革成绩伟大，政治方面也有巨大进步，但愿中国能全力珍视这一成果：任何情况下，绝不因政治杀人，最好也能避免因政治抓人关人。

中国天则研究所秋风：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引发对集权的担忧。但在“非常政治”状态下的中国，要重建制度，改革机构必需部分处于法律之外。

中国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媒体的分裂，企业家的寻租，常得到制度决定论者的辩护。但所有社会制度都有漏洞，尽管程度会有较大差别。因此道德、伦理才至关重要。

中国天则研究所茅于轼：中国在提高民生上已经比较成功了，但老百姓火气还是很大。要缓解社会戾气，大家就都要讲理，政府首先要讲理，也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

中国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这个时代的中国治国者和知识分子应明乎宪政化之大势，顺势而为。若能如此，则中国幸甚。反宪政和把宪政神化，任何方向上的激进，都会酿成大祸。

中国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宪政的巨大变革。反对宪政，就是反对从外部制约权力，看似为现执政党说话，其实可能是误导执政党。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经济的体量及对能源的需求将使能源问题挑战巨大，实则为进展缓慢的中国产业转型敲响警钟。

中国天则所副所长冯兴元：中国刑法中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共有20种，这容易掩盖利益相关者的犯罪行为，应把不合法的集资行为和诈骗行为分开处理，废除“口袋罪”。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中国人的效率并不低，但在市场的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说明中国的体制有缺陷。问题就在于没有思想市场存在，这恰恰是改革多年所忽略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杨俊锋：一把手权力的巨大，是薄案掀开的中国政治生活幕布的一角。正是这种一把手的集权成就了薄，但也导致了他的膨胀最终不可收拾。

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科斯的离世与他计划中的中国之行只有一月之遥。他的中国情结，不仅因为中国印证了他的理论，还在于他对中国“思想市场”的特殊寄托。

中国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舆论是政治的重要机制。改革须尊重民意，也需民众支持。如果继续围剿大V，如果民众不能自由讨论，改革就没有舆论支持，也就寸步难行。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台湾“二二八事件”已过去66年。5年前台北树立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获得政府承认，其真正意义在于：认可不能再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垄断国企并不会在某一年对经济产生滞胀作用，而是每年都会发生复利作用的“滞胀器”。它的存在将令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这不是按某一指数的匀速下滑，而是当越过一个临界点时，便会加速坠落。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反精神污染运动中，1985年“马丁文章”被当做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影响则一直延续到90年代。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反精神污染的直接动因是有关周扬讲话的分歧。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重大政治事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令人深思。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卢跃刚：NGO社会干预有个盲点，就是都把官僚体制当作天然的对手，社会干预没有体制呼应、配合，最终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天则所是纯粹的民间机构，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它能够成长是因为改革，但它遭遇过很多麻烦，也是因为改革，因为改革没有完成。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史晋川：如果没有一家有资质的社团法人组织进入天则所，天则所将被北京市政府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其有资格招收机构员工的单位花名册中删除。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在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有德之士，他们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于承当相应的责任。只有这样，社会才成其为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