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中国改革过程本质上体现为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过程。目前，对如何完成上述三大领域的立宪，已存在充分的人类知识积累。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一代思想大师布坎南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经世济民的思想宝藏，如果说未来是宪政经济学的时代，那也将是布坎南复活的时代。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中国社会桎梏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依旧存在，“言者无罪”的理想远未落实，人们对讲真话仍心存顾虑，这有悖于现代国家的要求。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1950年代末的《食堂报告》不过是几个学者的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浪花，遭到大规模口诛笔伐，令人悲哀和无奈。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茅于轼先生对自由主义做了重要补充：文明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技术优越性，而是当人们具有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时，不滥用此优势的道德力量。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中国如果想实现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制度先行，预防并根治各级官员的浮夸动机，同时让穷人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虽然在企业数量、GDP贡献、拉动就业和技术创新等层面，中国民营企业都已超过国有企业，但近年来中国民企的生存环境却有所恶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需要政府为民企提供更多空间。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执政党的报告呼吁建设美丽中国，说明现实中国确实不够美，甚至有肮脏丑陋一面，这对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都提出了许多硬性要求。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莫扎特等音乐家创作了不朽的艺术，实现了永恒，而发现艺术表演相对成本上升规律的经济学家鲍莫尔，也以“立言”实现了不朽。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可以增加农民财富，降低房价和地价，加速城镇化，促进社会安定，扩大消费，减少土地纠纷。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汉默许通过调查发现，整容是不划算的。当有研究告诉我们，美容不是投资，而是消费，你还会美容吗？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好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而坏人大都属无所不为的人。这一划分标准虽笼统却很实用，且有些中国古老哲学回光返照的意味。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一百年前数学进入经济学后，使经济学过于偏向纯自然科学，失去了应该有的人文精神。为了纠正这个偏差，建立“人文经济学”是必要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与英国比较，明朝的中国缺少两个发生工业革命的要件，一是特权阶层压制商人阶层形成与崛起，二是贸易活动受限妨碍市场成长。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当国外学者细数郑和下西洋对西方的影响和贡献时，中国人也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朝的中国在达到综合实力的顶峰后逐步衰落。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中国公众对外交的期待已今非昔比，如果决策者仍抱着“宁愿不出成绩，也不能出现问题”的不作为哲学，外交失利的情况还会出现。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宽松的环境是出天才和大师的条件，除非一个社会具备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度，否则，天才和大师是不大可能脱颖而出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林志鹏、赵旭：中国交通部宣布全国范围免除所有7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高速公路通行费，但这真是一项造福百姓的善政吗？分析清楚了再叫好不迟。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叶檀给反对控制人口的论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这个词，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智力迷信，或哈耶克所说的唯理主义。计划生育便缘于这种唯理主义和极端的物质主义。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2012年“教师节”来临时，应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有对百病缠身的教育体系进行彻底大修，才能使之胜任民族振兴的需要。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山寨盛行既是部分中国人喜欢变通的结果，也是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盲从，还是一个社会缺少权利保护的必然现象，阻碍了创新。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苏东：中国经济制度并不够好，为什么仍能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因为勤劳、灵活的特质，使中国人克服了许多制度上的缺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中国羽毛球要避免消极让球再次上演，就必须彻底转变金牌至上的观念，需要解放运动员、教练员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思想。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一场灾难面前，衡量一个政府部门的对与错、功与过的，是它是否曾经全力以赴地、迅速有效地去挽救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