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的居民消费弱的原因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有关。公有制为主的结果必定是要素所得大部分归了公。居民收入有限，结果是居民消费不足。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的一般官员，因制度和传统的力量太大，有太多理由“只知上级，不知宪法”。只有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宪法以至天道基础上，才能打破官场人身依附及对抗宪法的利益集团。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2014年中国反腐的“猎狐行动”成功的最重要启示，是对贪官有可置信的威胁。要根治腐败，就必须建立和实施阳光法案，并提出实施阳光法案的四个步骤。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各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虽常有不同，但很少像中国这样对立和互不服气。一个社会要建立更一致的是非观，首先要放开言论管制，鼓励公开讨论。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保证公路畅通，包括用价格手段来调解供需，控制车流，而非违反经济学道理给人以小恩小惠，讨好客户。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如果中美对全球性的问题视而不见，只谈两国的双边关系，那就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不负责任。其中和平与裁军势必成为重点议题。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有人怀疑中国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未因改革而改善，但从家政服务员的变化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生活的巨大改善是对大背景的最好反映。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健全的变革是共同体之事，而不是某个群体之事。因此改革必须坚持一个基本政治原则：让公众参与和审议，不能将围绕改革的决策限定于小圈子。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没有批评，社会不仅失明失聪，也会精神不振。压制批评会使各级官员心理脆弱，丧失辩驳能力，容忍阙值过低，失态失言导致“和谐”一词变意。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岩：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低迷，对中国石油产业是一种危机，但也为加快石油体制改革提供了好机会。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为了长远利益，执政者更应克服自己的短视和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知识分子则应以天下为怀，以推行天道为自己的职责。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把人“物化”，制定发展计划时人是一个个螺丝钉，忽视人的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破坏。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对于宪法实施而言，第34、35、36条最重要。但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言论自由，还是选举权，都需要靠民众的主动作为才能得到落实。

天则经济研究所赵旭：目前一般都认为政府管制太多太严，所以改革方向是放松管制、下放权力。其实不然，放权的方向可能是错的，因为根本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国民均以富强、民主和文明为共同指归，纵有理念之别，却无敌我之分。违法犯罪，按规范惩处。如此这般，界限分明，则国民免于恐惧。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如何能使所有人更安全，就需要法治、要讲道理。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中国好不容易告别了文化大革命，可如今还有人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和专政理论，这是在跟建立法治社会唱反调。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但如今中国实行混合所有制需要谨慎，更应防止以国有化为名侵犯产权的违宪行为。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中国医疗改革与医药腐败之所以难有改观，从发改委价格司多名官员被查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价格管制会给药品商传递努力提价的强烈信号。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劳动是否创造了财富？在西方国家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普及，这个问题不再成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重要问题至今并没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贪腐群体能扭曲制度是因中国存在重大宪政缺陷。若只清理扭曲制度，不改产生扭曲制度的制度，还会出现新的恶法。因而更应重视“制度的制度”的宪政改革，才能防止群体私利再装扮成国家利益，反腐成果才能有制度化保证。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消除假话和谣言首先要让大众能获得真实历史的信息，有发现事实真相的机会。对执政者而言，要有揭示真理走向长治久安的勇气，而非得过且过。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公共政策决策及实施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依法治国要实现基于法治的善治，但中国目前总体上没有形成一种开放试错的过程。

天则研究所高岩：阶级斗争学说是文革的理论基础，面对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应深刻反思其危害，辱骂和回避都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