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邓小平实现的并非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宪政原则的改革，他让毛泽东时代“姓社姓资”的社会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在推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还能通过政治智慧和对语言的把握，化解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往何处去，一直是许多人关切的大事，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今天重温孙中山遗嘱，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社会由大多数利己不损人的小人组成，虽不理想却定是可以生存的。而小人都变成君子，每件事都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将是可怕的社会。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外交将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那么中国除了民族国家的身份外，还是要建立和维护新国际秩序的强互惠国，要结束近代以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为什么坚持终点公平的国家都穷得不堪？以至于不得不让步以取得物质上的改善？这是因为终点的平等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有矛盾。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张弛：中国大学教育折腾的历史表明，教育失误的原因在于，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官员办教育，权力代替教育规律，学校没有独立地位。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对善恶报应的看法并非宿命论，善所以能胜恶，是因善治有利大众，恶行被多数人反对，靠大众努力善恶才能各有其报，每个人都不应置身于外。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权力错置且无监督的制度结构，实为官员和央企高管的陷阱，贪腐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是他们自己。官员真正该救的，不是身和命，而是心。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所言，举办世界杯有一项不易觉察的好处。不考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仅足球赛事就比奥运会更能激发“感觉良好”的社会情绪。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军：恐怖袭击因仇恨而实施，仇恨的根源是歧视，消费机理在于控制传播，因此消除歧视政策的同时，防止对仇恨的全社会渲染，方能减少暴恐。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是人进入体制变坏了，还是坏人进了体制？虽不能妄加揣测，但对中国政府而言，除进一步公开和透明外，如何预防德行不佳的人进入政府，值得思考。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张弛：财政集中反映政府的意志，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着决定作用，财政就显得更加重要，也有其特别之处。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随着移动互联日益改变经济生活和政府治理，即便中央银行仍在，也可能只作为货币主发行银行。即便仍叫央行，也不应再垄断发行货币。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中国大陆，不论是当局，还是民众和舆论，必须理解台湾、香港民众内心的焦虑、迷茫，而致力于自身制度的改进、文化的重建。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现在中国是全体纳税人为开车用路的人承担修路的成本，不够公平合理，如果改为谁用路、谁花钱买，就谁也不会有意见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中国还没有能让企业家自由发挥其才能的制度条件和法律环境，却存在着种种扼杀企业家才能的规章制度和社会势力，权力不受约束，吏治失范。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大国不仅要看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其体制是不是宪政国家，还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对产权改制的“原罪”质疑，往往混淆了合法与非法并购而来的民企产权，使那些合法出身的民企也同样处于“秋后算账”的威胁之中。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许志永案的判决是一个全输方案，表面上以权压法的利益集团获益，却损坏了执政党政治权威。需知制度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而成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中共中央三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实际宪制的重大变化：习近平的权力接近美国、至少是法国的总统。这一权力结构让习李逐渐具备了设计、实施全面改革的能力。

中国经济学家华生曾撰文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存在“六大认识误区”。本文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华生教授文章所提问题的讨论和回应。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思想市场中，不同的思想相互竞争、借鉴和补充。一般而言，在思想市场中选择的思想，比垄断者提供的唯一的“好思想”要好，且不怕选错，只要不因政治缘故而固执错误，就可重新选择。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过去20年，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撕裂，但又同时构筑了自己的中流砥柱，中产阶级迅速成长。有此为基础，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中道的改革之路。

中国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说，公共绿地或者城市广场应该由政府提供。但按照这一范式安排产权，就会给政府提供“犯错误”的足够理由。